来源：央视网

2020年2月14日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，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，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，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。

　　补短板、堵漏洞、强弱项。在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，生物安全法立法已按下“快进键”，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。新冠病毒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紧密联系，已经在科学角度得到论证，但它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，又远远超出了野生动物层面的表达。覆盖面积之大、影响程度之深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仅靠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去衔接，显然还不够。针对生物安全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，不仅是为消除疫情添加胜利的砝码，也是国家在战略方针上的考量。

　　立法的初衷之一，是要明确“有所为”和“有所不为”的界限。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新兴战略安全领域，具有风险莫测、威胁叠加、科目多样等特点，如果它成了法外之地，将对国家利益构成重大威胁。

　　生物技术快速健康发展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篇章之一，这方面要是出现留白或存在短板，势必会导致国家在“微观竞争”中处于不利的局面。未来，不管是国家安全还是科技兴国，生物安全都将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立法，则赋予了笔端的有力把握。制定生物安全法，并不是完全针对于危机意识的转化，还在于引导和规范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走上正确之路，做到“有法可依”。

　　“法者，治之端也。”客观来看，我国当前的生物安全形势并不能说是一片大好。这里面有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的大环境，也有自身发展所要面临的风险叠加。另外，我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，生物安全的战线拉得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长。此时，推动生物安全立法的尽快出台，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、制度保障体系就有了“立梁架柱”的支撑，接下来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建立，也是水到渠成。既调动各方面力量，又明确各方面责任。加快生物安全立法，让国家生物安全体系更能筑牢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“铜墙铁壁”。

　　生物安全并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地。相反，如果能把它充分地掌握在良性可控的范围，将发挥出推动民生福祉建设的强大作用。生物安全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出台，由此“提纲挈领”，就更利于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形成接二连三的后续跟上。

　　任何高科技领域，都不可能是由国家队来包打天下，把生物安全研究、开发、应用生物技术进行设置门槛的延伸，是让其形成一个成熟体系的“路线图”。当前，生物安全的民间建设能力还亟待加强，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法律边界的模糊，也捆住了干事者的手脚，高校、基因库、生物银行等机构在这方面的呼声就颇具有代表性。而生物安全法的制定，将释放出相关利好，从而汇聚起“由江入海”的力量。

　　生物安全立法，捍卫国家核心利益。“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是总体要求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根本目的，保护生物资源、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、防范生物威胁是主要任务。”生物安全立法的根本思路，旨在国家长治久安。既要看全局，也要谋一域。生物安全的立法，将是拱卫国家安全的又一个制高点。（特约评论员 谢伟锋）